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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顺山人(史海拾贝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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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杨虎城与红二十五军恩怨  

2017-02-23 11:48:25|  分类: 抗战史料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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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虎城与红二十五军恩怨2017-02-21 卢振国/文 水煮历史

红军三战三捷

陕军三个警备旅惨遭失败


1935年,红二十五军在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期间,在石塔寺、九间房、袁家沟口战斗中,对陕军警备第二旅、第三旅、第一旅以沉重打击。时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杨虎城将军,对此一直耿耿于怀,念念不忘他的三个警备旅……


 1935年3月初,红二十五军为配合红四方面军发动的陕南战役,由湖北郧西挥师西进,途中连克宁陕、佛坪两座县城。3月10日,红军在华阳镇石塔寺附近设伏,将紧紧尾追而来的陕军警备第二旅两个团全部打垮,毙伤敌旅长以下官兵200余名,俘敌团长以下官兵400余名。敌旅长张飞生负伤后,见情势危急,难以躲避,即以手血涂面,倒伏在路旁沟内尸体之中,假装死去。直到夜晚,张飞生才摸上大路,遇见从山上退下来的士兵,扶持一路,返回茅坪。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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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为抗战时期的徐海东


1935年3月下旬,红二十五军从华阳地区东返商洛,经柞水、蔡玉窑、曹家坪、九间房等地,于4月7日抵达蓝田葛牌镇。途中,陕军警备第三旅在镇安、柞水堵击,并紧紧跟踪尾追红军而来。4月9日,红二十五军在九间房将警三旅两个团一举打垮,俘虏官兵1000余名。旅长张汉民被红军所俘。


1935年7月2日,红二十五军在山阳县袁家沟口将追击红军的急先锋———陕军警备第一旅两个团一举全歼,毙伤敌团长以下官兵300余名,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官兵1400余名。战后,红二十五军乘胜北出终南山,威逼省城西安。在引驾回、子午镇等地,红军宣传队员押着“陕军旅长唐嗣桐”一路上游乡示众,呼喊口号,大造声势。两天后,即将敌旅长唐嗣桐首级斩下,悬挂在子午镇西门外面,给西安绥署以嘴脸相看。此一举动,的确骇人听闻,消息即刻轰动了省城。红军走后,西安方面还举行了收殓和悼念仪式,杨虎城将军不无感慨地说:“不成功,则成仁,你可真的成仁了!”杨虎城深知唐嗣桐刚愎自用,也特别骄横,此人在警二、警三旅遭受失败后,仍想冒险“立功”。他曾在一次军事会议上立过军令状:“我是蒋委员长的忠实信徒,与共产主义势不两立,愿为三民主义献身牺牲。我是不畏强敌的,此次征剿赤匪,不成功,则成仁。你们不敢摸徐海东,我摸!你们不追二十五军,我追!”结果追入红军的伏击圈,做了红军的刀下鬼。唐嗣桐死心塌地与红军为敌,罪有应得。然而,对于红军把陕军一个高级战俘斩首示众的做法,杨虎城却感到不可思议:两军交战,竟做出这等事来……这也叫打仗吗?他由此而产生一些很不理解的恼恨。无独有偶,九间房战斗后,红军居然还枪杀了警三旅旅长张汉民,这更使杨虎城感到恼火。对这件事,杨虎城一直耿耿于怀,百思不得其解。张汉民本是共产党员,红军怎么也杀了他?对杨虎城来说,这其中确有不少难言之隐……


历史的不幸事

红军杀了共产党员张汉民


张汉民,山西省稷山县人,生于1903年,曾就读于新绛县中学。1924年投笔从戎,西渡黄河,入杨虎城部基层军官教导队学习军事,毕业后历任排长、副营长。192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大革命失败后,曾一度被解除军职,以乡村教员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。1929年春,他又一次投身于杨虎城部,继续在该部从事党的兵运工作。1930年,杨虎城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,张汉民被任命为省政府卫士营营长。1931年该营扩编为警卫团,张汉民升任团长。1932年冬,红四方面军经由关中转入四川时,警卫团奉命“尾追”红军到达汉中地区,驻防长达两年之久。


杨虎城即将警卫团留在商洛,加入到“进剿”红二十五军的战斗序列。警卫团拥有3个步兵营和4个直属连,全团官兵达2000人之多。其中,共产党员约200名,多数连队建有党的组织,营长、连长、排长大都由共产党员担任。警卫团这支武装力量,时已牢靠地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。1935年春节期间,张汉民即派地下党负责人张明远、马宗仁与红二十五军接头联系。双方订立了互不侵犯的协定。红二十五军当时没有电台,无法与党中央取得联系,医药器材和军用地图也很缺乏,因此提出让对方设法供应这些急需物品。张汉民当时派人送去几张军用地图,并答应可以派人去上海、西安等地购买电台、药品和医疗器械。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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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虎城


杨虎城于1935年2月27日决定将警卫团扩编为警备第三旅,下辖七、八、九团,张汉民升任旅长。红二十五军在东返商洛的途中,警三旅奉命在镇安、柞水进行堵截。该部中共地下党组织也曾作出决定,如果与红军遭遇,共产党员要枪口朝天打空弹。4月初,红二十五军抵达营盘街时,张汉民一面派出两名党员与红军接头联系,送交西安绥署有关堵截红军的军事情报;一面率领第七、九团由镇安、柞水石嘴子出发,“尾随”红二十五军。4月6日“尾随”到财神庙,7日到蔡玉窑,8日到曹家坪,9日到九间房。当部队到达蔡玉窑时,曾有地下党员同志提出:派往红二十五军联系的两名同志至今未归,这事很值得注意,并建议等待派出同志归来后再行“尾随”。然而,张汉民却认为已和红二十五军有过联系,双方订有互不侵犯条约,“尾随”并非一日,亦未违约开火,不会有什么问题,于是,仍按计划“尾随”前进。9月到达九间房附近时,第九团团长阎揆要报告:红军已坚壁清野,沟内似有埋伏,部队可在九间房以西村庄宿营,以免发生误会。而张汉民却固执己见,毫无戒备,仍命令部队向九间房开进。结果,就发生了那么一场不该发生的战斗。


与此同时,在红二十五军方面,却是另外一番截然不同的景况,原来,张汉民第一次派人联系时,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持有怀疑态度,认为是刺探红军情况。当时提出索要无线电台、医药器械和军用地图,既出于红军的迫切需要,同时也带有试探和考验性质。之后不久,红二十五军审查出一名“来当红军”的人,此人名叫崔正山,曾在张汉民警卫团当过传令兵。审讯中有无严刑逼供,或被审者是否别有用心、施行离间之计都很难确定,可此人居然供认“系法西斯党及法西斯党首领张汉民所派”,打入到红二十五军内部。由此种下了不可信任的根苗,


4月初,当红二十五军由华阳东返路过营盘街时,恰与张汉民第二次派来的联络人员相遇,问到电台和西药怎么没有送来,回答说派人去了还没有回来。军领导以为时间已近两个月,所提条件还没有兑现,便对张汉民部产生更大疑团。于是,即将两名联络人员扣押起来,进一步进行审讯。其中一人供称张汉民在红四方面军入川时,曾在王曲、子午镇打过红军,这次也曾表示要赶走红二十五军,赶不走就打掉等等。由于偏听偏信,当时也无法了解实情,于是就在省委成员中造成这样一种错觉,认为“张汉民是以叛徒来冒充党的关系名义,同我们订立互不侵犯的协定,企图保存他的实力,又想乘我之不备而袭击之”。最后决定要在九间房坚决打一仗!4月9日,即打响了九间房战斗。省委1935年7月17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是这样记载的:“东回商洛时,……张汉民部在柞水、镇安堵击,我们中途动员准备消灭张汉民,争取开展东方的斗争局面。此时三个支队的敌旅,主要以张汉民一部为主脑,因他狡猾异常,红军采取急退、远走的办法,诱该敌急进至蓝田之九间房,红军由葛牌镇回头四十里埋伏着,将敌全部打垮,消灭了四个营,活捉张汉民及叛徒参谋长魏书林,连级以上官佐在逃者数人,战场上死伤狼藉,俘虏1000多名。”


张汉民被俘后,急于向徐海东表白说:“徐海东同志,我是中共地下党员张汉民……”徐海东勃然大怒,“啪”地给了两个耳光,训斥说:“日妈的,谁是你的同志?你不是要拿1万提我的人头吗?叛徒!”徐海东原来看到过一张报纸,那上面有一条“剿赤”消息:“……我张团长汉民督率所部业已到九家湾,并与各路剿截部队切实连络,力谋聚歼,……昨特又印刷剿赤标语数条,简练捷当,措词森严,谓能活捉匪首徐海东、程子华之一者,或杀死首长提头来降者,均赏洋一万。”就因为这个缘故,徐海东才动手打了张汉民。张汉民为证明他的共产党员身份,当时从被俘的官兵中点出20几名党员同志,以便查明证实他的组织关系。不幸的是,省委和军领导已认定“张汉民之警卫团干部都是法西斯分子”,当然也不会轻信这些人的口供。4月中旬,红二十五军撤离葛牌镇时,即将这20几名党员同志予以处决。


在葛牌镇,当时并没有处决张汉民,原因是“案情”起了变化。九间房战斗后,有那么一位不速之客,忽然间来到红二十五军驻地。此人名叫王烈君,自称中央军委特派员,其使命是寻找与联络张汉民部传达上海中央局的有关指示。来者不惧,惧者不来。这个陌生人不只是很有来头,而且“主要是找张汉民部”,并有证实和营救张汉民之明确目的。尽管如此,张汉民被押月余后,还是被当作“叛徒”、“法西斯分子”,于5月10日前后在龙驹寨被处决。


化干戈为玉帛

杨虎城解开了心中的疑团


不速之客王烈君,其实就是汪锋。他之所以来到红二十五军驻地,确实负有特殊使命。1933年秋,汪锋化名王均之,以省委特派员身份来到陕南勉县,当时就住在县城以西七八里地的武侯祠,即张汉民警卫团团部驻地。从此,他就和张汉民部建立了直接关系,并负责该部的党的工作,在陕南,汪锋先是兼任中共陕南特委书记,后改任特委军委书记,主要负责军队和游击队工作。1934年9月间,他离开汉中去上海,张汉民部党的工作关系,即全部交给张明远(又名张赫)负责。1935年3月,上海中央局指示张汉民部起义,汪锋即带着这个指示回到西安。为了寻找张汉民部,他从西安某些报纸上获得张部的大略位置,便独自一人由沣峪口进入柞水县境。4月10日,当他抵达蔡玉窑时,恰好跟警三旅第九团团长阎揆要不期而遇。阎揆要(1995年被解放军授予中将军衔)本是中共地下党员,他在九间房战斗后,即将警三旅逃出的官兵,于当晚收拢在曹家坪,第二天才回驻蔡玉窑。相见后,阎揆要向汪锋讲了九间房发生的一切情况,汪锋便迫不及待地赶到葛牌镇,与红二十五军接头交涉。然而,由于他无介绍信及证明,军领导对他的身份无法核实,于是也被当作“可疑分子”看押起来。从此,汪锋即成为红二十五军的“阶下囚”,时间长达半年之久。“此人究竟属何种人?”——因为没有接上党的组织关系,中共鄂豫陕省委曾就此事报告中央,“请示悉”。省委虽然对“此人”抱有怀疑,但在没有获得中央“示悉”之前,既不敢轻易处决也不能随意释放。这样以来,就将汪锋交由政治保卫队严加看管,并跟随红二十五军经历了长达两个月的第二次反“围剿”作战。盛夏时节,红二十五军由陕南经陇东到陕北,一路上也将汪锋押在队伍里面,经历了两个月的艰苦转战,西征北上。


红二十五军先期到达陕北,将汪锋带到了瓦窑堡。不久,毛泽东亲自找他谈话,派他秘密出使西安,与杨虎城商谈红军与十七路军共同联合抗日大事。1935年12月下旬,汪锋又一次作为中央军委的特派使者,携带毛泽东分别写给杨虎城、杜斌丞、邓宝珊的亲笔信,由陕北富县绕道长武而直奔西安绥靖公署。汪、杨先后进行了三次长谈,头一次会见时,杨虎城就曾提出张汉民被杀的问题,他说:“警三旅旅长张汉民,他本是共产党员,你是晓得的。南京中央党部为这事多次指责我,陈立夫还亲自对我谈过,要我把汉民抓起来。我认为他有魄力,能干,便没有理他们的指责。可是,徐海东部在九间房打了警三旅,把汉民俘虏后,红军怎么又杀了他,这当作何解释?”汪锋就他个人与张汉民的接触和了解,以及他对这个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看法,实事求是的作了一番解释。他说:“张汉民被杀,的确是出于误会。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到陕南,由于和上级党失掉联系,不了解张汉民情况,再加上个别同志受左倾路线的影响,执行政策上有错误,所以误杀了张汉民同志。这个事件是我们双方共同的不幸。对我方来说,错杀了自己的同志,这是个沉痛的损失,而且外界造成不良影响……”经过交谈解释,杨虎城打消了思想顾虑,最终达成了4项协议。1936年2月初,汪锋被护送回陕北苏区,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。


“西安事变”谈判期间,周恩来还就红军枪杀张汉民这个问题,以党的“左”倾错误作了解释,说明杀害警三旅旅长、共产党员张汉民是错误的,并代表中共作了自我批评。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,使杨虎城深受感动,完全消除了内心所存的疑团。周恩来、汪锋的两次解释,时间地点各不相同,但内容何其相似乃尔,这更使杨虎城心服口服,赞叹不已。1937年初,当徐海东、程子华率红军第十五军团南下商县经过西安时,周恩来将徐海东引见给杨虎城将军,杨虎城情不自禁地说:“哎呀,你就是徐海东呀?咱们早些合作就好了!要知今日三位一体抗日本,你在陕南不把我的三个警备旅……该有多好!”周恩来极其灵活地打了个圆场,笑着说:“中国有句古话,叫做不打不相识,我们也是不打不成交哪!”杨虎城忍不住也笑了起来。会见后,杨虎城还特意送给徐海东一辆美式中吉普,以表示他对红军的敬意。


红二十五军与杨虎城之间的恩恩怨怨,到此划上了一个句号。对于张汉民,《红二十五军战史》中这样写道:“由于当时省委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,不了解党在陕军中的兵运工作情况,误将中共地下党员张汉民当作‘叛徒’、‘法西斯分子’错杀,给党造成了损失和不良影响。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。1945年4月,中共中央组织部将张汉民列入《死难烈士英名录》,并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追认为革命烈士。” 


原载《党史博览》  来源:网易博客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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